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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秋收起义在萍乡
  • 文章日期:2017-09-14 14:50:55    文章点击数:    稿源:

    1927年春夏之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同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亲临安源,主持召开了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确定了军事行动、暴动日期及民众暴动计划,安源在全国率先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秋收起义中,以安源工人为主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但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致使起义军一、二、三团都受到严重挫折。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集结了秋收起义部队,随即率领队伍离开文家市进入江西境内,在莲花决定了引兵井冈山,从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

    安源会议

    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即回湖南,8月中旬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东赣西一带举行秋收暴动。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秋收暴动事宜,并任命年方34岁的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师长、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毛泽东即赴安源组织军队和前委,具体领导秋收暴动。

    9月初的一个夜晚,安源张家湾一栋僻静的楼房里,闪烁着明亮的灯光。在灯光下的椭圆形办公桌前,身穿蓝色粗布便服、留着长发的毛泽东正打着手势,表情严肃地主持召开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安源会议。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潘心元、蔡以忱、宁迪卿、王新亚、杨骏等围坐在办公桌前。

    毛泽东首先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组织秋收暴动的决定。与会者听了深受鼓舞,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毛泽东语调平和地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我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接着,又分别介绍了前委指挥下的军队组织进展情形和行委指挥下的长沙及各县工农暴动的准备情形。

    毛泽东报告之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汇报了浏阳、平江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以及三支部队相约开赴修水、铜鼓休整待命的情形;安福农民负责人王新亚汇报了安福、莲花、萍乡农军与袁文才、王佐所部宁冈农军以及贺敏学、贺子珍所部永新农军在永新联合行动的经过,还谈到了安福、莲花、永新、宁冈等县经济、政治状况;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汇报了安源工人暴动的准备和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军队情况。

    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军事问题和工农暴动的布置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开到午夜,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撑着腰,右手紧握拳头,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坚定地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从现在起,前委正式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今天会议研究的意见,现在,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宣布:将驻修水、铜鼓的湖南浏阳、平江两县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驻安源的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以及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五县的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

    与会者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次军事行动要与民众暴动同时进行,首先夺取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县城,然后分三路进攻长沙。”

    说到这里,毛泽东手指桌上的地图:“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进攻萍乡、醴陵县城,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和平江农军为主力,平江农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浏阳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两路合攻长沙。大家对这个进军路线是否有什么意见?”

    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坐在一边沉默寡言的安福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突然站起来说:“如果在进军途中万一受到敌人重兵阻击,部队受挫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我们用兵作战当然要把困难想得更多些。这次起义万一遭受挫败,部队就要立即向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退却。我初步考虑还是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两个地方,让敌人切断我们的退路。”

    此时,会议室里显得相当安静,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起义爆发后可能面临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见大家不再说话,斩钉截铁地说:“好,既然大家没有新的意见,现在我宣布:9月l1日,工农革命军一、二、三团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按照安源会议确定的路线行动,18日进攻长沙。”

    毛泽东说到这里,有力地挥动着手臂。

    安源军事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和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三者开始紧密结合的标志。它确定组建的军队是第一支用共产党的旗帜为号召组成的、由共产党独占领导权的革命军队。

    同时,这又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党的创立时期起,毛泽东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当然也注意了武装斗争问题,但他从未直接组织和领导军队。他成为革命军队的统帅是从安源会议开始的。从此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农村率领革命军队浴血奋战,直到全国解放。

    处决叛徒

    秋收起义军事会议之前,安源就在积极做着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7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专为安源制定了一套工作策略,即“表面虽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以图到时一用。”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安源矿警队表面上接受程潜部队收编(此时矿警队已被我党掌握),暗地里却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成为共产党的武装,一有行动,就可以拉上这支队伍。

    然而,事情在起义爆发前发生了变故。

    身为矿警队大队长的共产党员陈鹏以矿警队已接受程潜部队收编为由,串通他的几名担任连、排长的湖南老乡,密谋将矿警队拉到九江投靠程潜的部队。

    8月底的一天,陈鹏把担任矿警队排长的共产党员刘先胜叫到房间,悄悄对他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我都是湖南老乡,有什么事要互相关照。眼下局势大变,你打算怎么办?”

    刘先胜知道陈鹏是共产党员,便毫不犹豫地说:“等组织指示。”

    “路有千万条,不知你愿走哪一条?”陈鹏阴险狡诈地笑着说:“先胜,到九江程潜部队去吧,手里有兵,还怕没官当?”

    刘先胜一听,心中甚为震惊:这不是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反动军队吗?为了稳住陈鹏,刘先胜表面上不露声色,附和着对他说:“去九江固然是好,但共产党在矿警队势力很大,光靠你我二人能把部队带走吗?”

    陈鹏得意地说:“这个你不必担心,想去九江的不止我们俩,还有王雁、向先发,钟义、傅子元……”他一口气点了七个人,都是连、排长。

    刘先胜感到问题严重,因为当时在安源集结的革命队伍虽然有2000余人,但只有700来条枪,且大部分枪支掌握在矿警队手里,仅有的3挺机关枪也由矿警队掌握。矿警队的人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安源革命武装力量的生死存亡。眼下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暴动已迫在眉睫,万一陈鹏等人的阴谋得逞,安源革命武装将毁于一旦。想到这里,刘先胜心急如焚。从陈鹏住处出来后,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共安源市委负责人作了汇报。

    安源市委得到这一情报,果断地决定严惩这伙叛徒,并立即做出严密部署。

    9月4日深夜,万籁俱寂。共产党员程昌仁按照党的决定,带着三名同志手持驳壳枪,埋伏在陈鹏住房的窗下。透过窗户,只见昏暗的灯光下,陈鹏正慌慌张张收拾文件,整理行装。他已察觉到这几天外面风声很紧,准备马上离开安源。清晨4时,从窗外射进三颗子弹,陈鹏应声倒下。睡在三大队的连长王雁被枪声惊醒,急忙从床上爬起来,去取挂在墙上的手枪。共产党员、排长杨士杰带两名狙击手向他连开两枪,当场击毙。

    连长向先发是半夜利用查哨的机会从矿警队大队部溜出来的,一出门,转身就钻进附近一家妓院。但他的一举一动早被在门口秘密监视的共产党员盯住。两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武装便衣尾随向先发也到了妓院。为了等待时机,两名武装便衣买了一瓶酒和两包瓜子、花生,坐在妓院的柜台前边吃喝边闲聊。

    凌晨三更时分,外面枪声四起。两名武装便衣火速拔出手枪,直奔向先发房间,一人守在门口,一人破窗而入,对准向先法连开两枪。只听一声惨叫,向先发一命呜呼。

    住在盛公祠炮台上的两名排长钟义和傅子元当晚没有睡觉。打入矿警队的四名共产党员特意约他俩打麻将,并订下君子协定:每输五个子码罚一杯酒。

    时至半夜三更,钟义、傅子元醉得如同一摊泥,眼睛都睁不开,两条腿也不听使唤。突然,外边传来几声枪响,别处已经动手了。四名共产党员一齐拔出手枪,对准钟义、傅子元的胸膛。四颗子弹几乎同时射进两个叛徒的胸膛,钟义、傅子元顿时倒在麻将桌前。与此同时,矿警队的另一驻地——花冲那里枪声亦起,又有三名叛徒被处决。

    5日上午,中共安源市委根据安源会议决定,将驻安源各路工农武装和矿警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竖起了全国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9月间写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中满怀革命激情,写出了农民在地主重重压迫下被迫起义揭竿而起的历史必然,写出了秋收起义的磅礴气势,是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真实反映了当初的历史画面。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二、三团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

    攻打萍乡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2000余人从安源出发后,首先攻打萍乡县城。

    萍乡县城离安源仅6公里,扼湘东赣西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当时城内只有守敌一个营,但要攻克却并非易事。因为那儿不仅有坚固的城墙,而且有萍水河紧靠城墙由北门经东门、南门,绕至小西门,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安源地处城东南,工农革命军必须越过萍水,方能攻城。

    为了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县城,二团团部于9月10日晚命令爆破队40余人分三个小队潜入城内。

    那天正是中秋节。当夜幕降临时,萍乡城东、西、南、北门前还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爆破队员每人携带四颗土手榴弹,用黄纸包好,上面放满果品,装扮成送礼的混进城内,埋伏在四座城门附近。按照事先计划,如果城门关着,就用炸药包炸开;如果城门未关,就用土手榴弹同敌人斗,并守住城门,等候大部队进城,合力歼灭敌人。

    11日凌晨,第二团分两路向萍乡城包抄:一路由张公祠、花冲、牛角坪、古坟庙,直取东门和北门;一路乘火车经三合桥、丹江,攻打西门和南门。拂晓前部队做好准备进入阵地。

    突然.城东门附近“轰隆”一声巨响。原来潜入城内的一名爆破队员在解开包手榴弹的黄纸时,一不小心牵动了导火线引起爆炸,惊动了城内的敌人。

    只见数十名国民党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枪,火速向爆炸地点赶来。

    “轰隆!”“轰隆!”爆破队员们见已暴露身份,立即向敌人投掷土手榴弹,并急忙向东门外撤退。

    当第二团兵临城下进入阵地时,爆破队除个别队员被捕或牺牲外,大部分已撤至城外,失去了突袭的机会。于是,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下令强攻。

    天亮时,二团战士开始用土炮轰击城墙,机枪、步枪、鸟铳一齐向城楼上的敌军开火。

    敌人紧闭城门,龟缩在城内。二团战士从早上开始强攻,至黄昏仍未克覆,只好折回安源。

    当晚,敌人从宜春调来增援部队,固守萍乡县城。

    第二团未能及时掌握敌人兵力调动情况,于12日凌晨再次攻打萍乡县城。在机关枪的掩护下,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架起云梯爬城墙,连续几次都未得手,部队伤亡较大。

    王新亚团长心急如焚。临近中午时,他赶紧把各营营长找来商量对策。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攻打长沙,现在萍乡久攻不下,我们不能老粘在这里。为了不贻误战机,我的意见,现在暂时放弃萍乡,向西攻打醴陵。”接着,他提出了撤离的具体办法。

    中午,二团战士遵照团部命令,用土炮和炸弹猛攻萍乡城,以假象迷惑敌人。在一片剧烈的爆炸声中,二团全体战士乘坐火车浩浩荡荡离开萍乡,杀向醴陵。

    攻克醴陵

    “呜——”满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官兵的火车离开萍乡,如箭一般地向醴陵方向疾速驶去。

    约半小时后,火车在老关车站前缓缓停下。

    老关车站是萍乡至醴陵的必经之地。这里驻守着湖南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罗定独立团的一个排。二团战士还未等火车停稳便飞速跳下,向车站守敌开火。

    当时正是午饭后不久,敌人除留下几名岗哨外,其余大部分官兵正准备休息,对二团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准备。枪声一响,敌人一个个吓得只顾各自逃命。

    第二团人多势众,一拥而上,仅用十来分钟就拿下了车站,俘敌20余人,缴枪10余支。占领老关车站为攻打醴陵县城扫平了道路。

    9月12日午后,第二团官兵乘火车直扑醴陵,会合醴陵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

    醴陵城三面临河,一面靠山,渌水从东南环城而过。城内及附近的阳三石汽车站有守敌国民党第八军第一师两个连和罗定所部第四集团军的一个连两个排,加上团防局120人枪,共700人左右。

    在第二团到醴陵之前,大革命时期和秋收起义前夕陆续回到醴陵家乡的安源路矿工人已同当地农民一起,共搜集步枪600多支和其他武器,又从安源调来土手榴弹300个,于11日晚开始暴动,捕杀土豪劣绅,攻打地主武装团防局,然后纷纷向县城进发,以便配合第二团作战。

    第二团千余人于12日下午到达城外的阳三石车站,在醴陵四乡暴动的工农群众配合下,分三路进攻县城。

    第三营为右路主力,攻打东门。他们组织战士在水下推着船前进,船内隐藏着士兵。敌人见空船漂泊,未加注意,待船靠岸,才发现船内有人。工农革命军用土手榴弹炸死岸边守敌。隐藏在对岸的部队趁机涉水过河,直插东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头一天晚上潜入城里的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自卫军从敌人后面发起攻击,迅速摧毁了敌人设在营盘岭上的机枪阵地,顺利地控制了醴陵城的制高点。第三营迅速投入巷战,追剿敌人。

    中路进攻渌江桥的一个营,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渌江桥,另一部分迅速攻占了桥下游的状元洲,攻上北岸,直插城中心。敌人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退到一个外国教堂的巷道里。战士们勇猛地爬上巷道边的一座骑楼,扔下几包炸药,大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惊慌失措的敌兵丢下枪,举起双手,连叫“饶命”投降。

    这时,左路部队亦攻入城内。三路部队会合,迅速占领全城,共俘敌100余人,缴枪80余支。

    当晚,二团在城内的文庙召开军民大会,庆祝胜利,宣布工农革命军政策,号召商家照常营业。第二天,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由安源工人张明生任县长,宣布恢复工会、农会等革命民众团体。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安民告示,议决金融、筹饷等重要事项。同时,制定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行动大纲。

    醴陵守敌被击溃后,即向株洲方向逃窜。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战士乘胜追击,直达株洲。第二团领导人得知长沙敌军正向株洲、醴陵运动,急忙派火车到株洲将队伍接回醴陵。

    9月13日,第二团领导人决定避敌锐气,放弃原定经株洲攻打长沙的计划,改为北上攻取浏阳,以便得到浏阳农民的帮助,与一、三团会合后再攻长沙。

    9月l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醴陵县城,少部分回安源增援后方,其余的七八百人在团长王新亚率领下北上,进攻浏阳。

    血战浏阳

    9月14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分两路向浏阳前进:一路乘火车折回老关,经金鱼石、普口至仙石;一路经丁家坊、王仙至仙石。两路会合后,进入金钢头、大瑶一带,16日晨兵临浏阳城下。

    浏阳位于湖南省以东,距省会长沙仅120公里。当时,浏阳守敌大部分开往县境东乡永和、达浒一线迎击工农革命第三团,城内仅有团防队和法警,人枪不满二百,战斗力很弱。

    上午8时许,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向浏阳县城发起攻击,以一路攻东门,另一路从山间小道绕到浏阳西面攻击西门。敌军以为西边是驻有重兵的长沙,工农革命军不可能从西面进攻,因此不甚注意。在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东、西两面同时发起猛攻,于上午10时顺利地占领县城。敌军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窜。

    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克浏阳县城后,即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敌人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三百人,其中包括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工农革命军第三团联络员慕容楚强等人。

    浏阳打下后,第二团团长王新亚等人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指老关、醴陵、浏阳),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是我们的了。”因而骄傲自满,既不乘胜追歼逃敌,也不派兵设防。王新亚整天忙于向商人筹款,下面的干部战士则放假逛街。潘心元和慕容楚强等都认为二团孤军守城,又放弃警戒,易遭敌人袭击,于是建议王新亚将部队撤往文家市,向铜、万边界靠近,以便同一、三团取得联系。但是王新亚以“士兵没有发饷,不动”为由,执意要筹款后再去。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得知浏阳失守的消息后,深恐工农革命军长驱直入,进攻长沙,急令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加派一个营驰往浏阳,从正面向浏阳进攻;又令驻醴陵由罗定率领的第四集团军独立团及三十五军教导团第三队向浏阳右翼开进,第八军一师一团周倬营同平浏清乡司令阎仲儒之一部由左翼袭来。然而,身为二团军事指挥员的王新亚对上述情况却一无所知。

    17日上午,敌张国威部的一个团自醴陵尾随而至,驻浏阳东乡之敌周倬营与平江第八军张南轩营也自东、北方向攻来。第二团陷于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下午3时许,浏阳城枪声四起,街道上乱成一团。驻扎在浏阳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遭敌袭击后仓促应战。

    八连连长刘先胜回连里集合部队,队伍一时也集不齐。眼看敌人已冲到面前,而且越来越多。刘先胜只好带着20几名战士向东门外冲,在东门口与敌人遭遇,双方对战了一阵。战士们以炸药包开路,冲出了东门。

    王新亚和慕容楚强带着身边的特务连一边抵抗,一边向西门撤退。他们冲出西门后,城里还有许多战士没有撤出。北门的战斗还异常激烈,一连还在城里阻击敌人,王新亚却带着特务连的130余人撤出县城后,独自溜跑了。

    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大部仍在县城顽强抵抗,一直战斗到天黑,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利。100余名革命军战士在战斗中伤亡,110余人被捕,300余枪枝丢失,第二团兵力损失三分之二。

    该团在浏阳被打散后,大部分人分别返回安源、萍乡、安福、莲花、醴陵等地,有的在萍醴边境农村开展游击战争,120余名官兵奔赴文家市与一、三团会师。9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

    山口岩之役

    1927年9月21日,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战斗中受挫的工农革命军,由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率领,从湖南浏阳文家市出发,进人江西境内,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进军,以保存革命实力。当晚,部队在萍乡县境内北部的小镇桐木宿营。22日,部队到达上栗镇,探知萍乡县城驻有重兵,遂绕萍乡、宜春两县边境南下,于24日傍晚到达芦溪镇。

    部队一到芦溪就开始做宣传工作,四处张贴标语,发表演讲,宣传“工农革命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等革命道理。深受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芦溪工农群众纷纷为工农革命军烧水送粮,并送来一只大肥猪慰劳部队官兵。

    遵照指挥部命令,工农革命军当晚在芦溪镇宿营。黄昏前,所有官兵均安顿好,并布置了警戒,一些连队开始做饭。

    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却有些放心不下。因为部队刚到芦溪时,他们便接到侦察小分队的报告:“从江西袁州(即宜春)经芦溪至萍乡的大道上,陆陆续续有敌军向萍乡的方向前进,三三五五数目不详。”敌军是从宜春去萍乡,还是专程开赴芦溪围剿工农革命军尚不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卢德铭特意到芦溪镇四周观察地形。该镇东面是袁河,其他三面都是广阔的农田。毛泽东认为芦溪的地形不利于掩护作战,部队在街上宿营不合适,当即命令部队“移往芦溪西南端大山下宿营,途中不准点灯火”。

    当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部队接到命令,连夜向西南端大山方向转移。芦溪镇到西南大山脚下有7.5公里,中间都是水田,田埂小路狭窄,非一路纵队不能通过。部队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直到深夜12点才陆续到达目的地,在靠山的赢场、林家祠、狮子岩、李家屋场、高楼、更田一带宿营。部队立即生火做饭,有的连队到次日凌晨二、三点才吃完饭。由于连日激战和长途跋涉,工农革命军官兵疲惫不堪,刚躺下便呼呼大睡。

    此时,在萍乡和宜春通往芦溪的路上,有两支部队正在向芦溪方向蠕动。原来是国民党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省第四保安团得知秋收起义部队驻扎芦溪的消息,正悄悄地向芦溪进发,企图一举歼灭秋收起义部队。

    25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指挥部发出了开拔的号令。行军系列是:由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率领的第一团一营为前卫;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率第一团二营及第二团余部,挑着行李走中间;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三团为后卫。他们经山口岩进九洲,准备向通往莲花县的杨村前进,计30公里,定为当晚之宿营地。

    山口岩是进入大安里山区的关卡,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袁河,两侧是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峻。第一团一营从山口岩进山后,该团二营和二团余部战士挑着行李,稀稀拉拉地成纵队行进,队伍拉得很长,将第三团甩到了后面。因为天黑路隘,三团渐渐迷路了。一团用号音与三团联络,三团虽也答号,可就是找不到出路。向导只知去杨村,但相反的方向也有一个杨村,于是第三团竟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等发现错误时,敌人已经向他们放枪了。

    原来在约半小时前,担任后卫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官兵沿袁河东南侧直上经山口岩时,国民党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赶到,突然向第三团开火。第三团由于事先侦察不力,以为只是小股国民党团防武装,未能组织猛烈的火力反击。约十来分钟后,自宜春方向赶到芦溪的国民党江西省第四保安团,从西北方面直扑白泥山,配合江保定特务营进攻第三团。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得第三团措手不及,纷纷逃散,丢弃的行李又挡住了前进的道路,除副团长伍中豪带了一营人从进路左侧登山赶到师部外,其余人被打得溃不成军。

    率前卫部队行进的卢德铭听到激烈的枪声,断定后卫部队已与敌人遭遇,遂不顾个人安危,跃马横枪,挺身而出,带领一个连返回山口岩,抢先登上白泥山制高点,组织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行动。

    当工农革命军大队人马安全进山后,卢德铭即率掩护部队撤出战斗,朝山口岩南侧的黄泥壁转移。从白泥山到黄泥壁中间有段开阔地。当掩护部队还在开阔地行走时,敌人已占领白泥山制高点,朝掩护部队疯狂扫射。卢德铭骑着高头大马,目标太大,不幸中弹倒地,壮烈牺牲。

    卢德铭,四川宜宾人,生于1905年6月9日。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中学学习期间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作战勇敢,先后升任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第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1927年8月2日,他率警卫团前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赶上。9月9日,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起义受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卢德铭牺牲时,年仅22岁。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使毛泽东痛惜不已,他对天大声呼喊:“还我卢德铭!”

    秋收起义部队在芦溪战斗中牺牲官兵数10名,损失步枪200余支。虽然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但是,由于卢德铭的卓越指挥和战士们奋勇抗击,起义部队粉碎了敌人妄图在芦溪包围和消灭工农革命军的阴谋,保存了有生力量,赢得了向罗霄山脉中段战略转移的胜利。

    攻取莲花

    芦溪山口岩战斗之后,秋收起义部队纷纷朝莲花方向撤退。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第三团几十名官兵甩掉敌人,进入莲花境地;在芦溪战斗中被打散的由第三团副团长伍中豪率领的第三团余部亦同时赶到。他们与毛泽东率领的第一团第一营前卫部队在谷口会合。毛泽东一路收集被打散的士兵,艰难地集合部队,翻山越岭进入莲花县高洲乡。当晚,部队在高洲的高滩村和坊楼的甘家村宿营。此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卢德铭的阵亡,官兵们都十分悲恸,。毛泽东更是心痛欲裂,因为卢德铭生前在秋收起义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上,曾给予他很大的支持。

    当时部队士气低落,不少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认为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辞而别,有些没有骨气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走上了叛变的道路。这时部队人数仅剩下600多人,700余支枪。

    秋收起义部队到达高洲乡的当晚,毛泽东不顾疲劳,在甘家村甘松基家里召见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了解大革命失败前后莲花的形势。党组织负责人汇报了9月18日莲花农军攻打县城失利的情况。当听说现在还有7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关押在县城监狱,而城内只有保安队守卫,战斗力不强时,毛泽东当即决定攻打莲花县城。

    26日凌晨,为了鼓舞士气和斗志,毛泽东在甘家村头召开军民宣判大会,处决了从修水、铜鼓一带抓来的5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随后,起义部队与手持梭镖、镰刀、锄头的1000多名革命群众一起,由当地共产党员刘青元带路,取道田东富冲,走谷西坡转入渐潭。毛泽东派人秘密到县城侦察,证实守军不多,于是,兵分三路进攻县城。敌军不敢应战,弃城而逃。起义部队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克了莲花县城,冲进县公署,活捉国民党莲花县党部负责人刘启沛、保安队队长贺国安等人,救出7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打开粮仓和当铺,把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这是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打的第一个胜仗。起义部队全体官兵无不欢欣鼓舞。

    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陈竞进等人,得知秋收起义部队攻克莲花县城的消息,立刻连夜下山,赶赴县城与起义部队会合。9月27日凌晨,毛泽东在县城南门宾兴馆会见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向他们了解莲花党组织、武装斗争以及工农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指示莲花县党组织应该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重视武装力量的发展,要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为建立军事武装割据做好准备。

    由于连续几天行军作战,饥饿、疲劳、疾病接踵而至,加上少数人消沉悲观,不辞而别,部队减员十分严重。毛泽东打算在莲花暂作停留,对部队进行改编。此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联络员宋任穷受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遣赶到莲花,带来安福一带敌兵正在集结、不日将进逼莲花的消息,并送来了汪泽楷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过了永新、宁冈还有一支袁文才的部队,有少数枪枝。于是,毛泽东改变主意,决定不在莲花改编部队,即率秋收起义部队离开莲花,向永新方向进发。27日中午,秋收起义部队在莲花、永新交界的桥头村吃午饭时,毛泽东又向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刘仁堪、朱义祖和当地农民打听上井冈山的路线,然后率部前往。

    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部队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于10月初到达宁冈,开始了创建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萍乡市档案局 肖维娜